一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十四五规划

宏观政策主基调从“供给侧改革”转向“双循环”。

首先，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家马车， “一带一路”就是为了用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但是由于疫情的蔓延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举动，使得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到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内消费市场上，消费驱动提出了内循环的概念。

十三五规划强调的是“供给侧改革、去库存、去产能”，而十四五规划的宏观政策则转向“双循环”的概念。

在此之前，我国布局了七大领域的新兴基础建设，它们分别是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这些新基建的特点是发力于科技端，与先前粗放式的投资不同，它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的刺激，注重中长期价值的配置。

尤其是发力于5G（网络技术）、大数据中心（存储信息）、人工智能（加工处理信息）和工业互联网（利用信息）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领域将会迎来新的“造富”运动。

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关于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何时超越美国的问题，有很多经济学家做过预测。

很显然，就疫情期间中国经济的表现来看，在GDP总量上超越美国并不会等太久，但是我们要的是一个在民主法制、对外开放、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国民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都均衡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吕教授提到：“以往的经济学家运用很多模型和数据来预测经济发展的走势，即便是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常常因为它们是就预测而论经济，导致研究结果与现实严重不符。” 

事实上，谈论经济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政治与政策的因素，不能不把经济放在一个整体系统里面去进行研究。

例如，经济学家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理论，它的基本逻辑可以归纳为：欠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通常依靠资源输出和人口红利来实现增长。

当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资源与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此时的人们除了基础的衣食住行需求之外，延伸出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以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化整体的工业品制造环节中，发到国家的跨国企业占据了附加价值最高的部分。

于是欠发达地区人们的高层次需要只能向发达国家进行购买，而无法形成本国国内的消费内循环机制，经济发展也因此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那么，就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而言，已经超过了1W美元这个中等收入界限，即使在疫情蔓延的去年，经济的增长率依然达到2.3%。

那么，中国是如何跨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呢？

举一个例子，拿手机这个高端电子消费品来说，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底，中国手机用户数为15.9亿部，大概每人更新手机的周期是18个月左右，那么就意味着每年在市场上销售的新手机不少于10亿部。

如果没有小米、华为、OPPO和Vivo这些国内品牌的手机可以选择，那么国人就只能购买国外品牌的手机，这个利益是多大呢？

就算每部手机的利润是100元，中国这个市场就是1000亿，可是现在西方国家失去了这个市场，而中国成功实现了高端电子消费品的内循环，不仅如此，在很多领域，中国都实现了高端制造业的突飞猛进，而这一切的核心是科技的创新。

三

每20年一次的造富运动

从以往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中国大概每20年就会出现一次造富运动，最早一波可以追述到改革开放之初到上世纪90年代末之间的体制造福时代。

那个时候胆子大的人靠着信息不对称就能挣钱，他们当中的大概70%后来都移居海外，之后把资金又投回国内，因为自身并非精英，所以并未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太大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是2000-2019期间的产业造富，从过去20年中国富豪排行榜的更迭变化来看，房产地、互联网、水资产等产业是财富积累的主要驱动力。

从现在开始到未来20年将是科技造富的时代，中国颇具潜力的商业市场会对科技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推动力。

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中长期的发展都发力于科技端，经济发展也将从科技创新中获得巨大的红利。

四

第三次浪潮—信息化

中国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期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成功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其关键就在于借助了“信息化”这一浪潮。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出现的词汇，自此信息文明出现了。

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信息是一种新的资源，有用的信息叫做知识，每个人的获取信息能力有限，于是我们发明了网络，而劳动工具变成了计算机。

网络使我们可以收集到海量信息，计算机则可以帮助我们加工、处理以及利用信息。

图片来源：根据《第三次浪潮》整理

托夫勒认为，“在信息时代，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如果不擅长利用网络与计算机这个核心的生产工具，它将会被竞争者降维打击，很难再崛起。”

那么，信息经济和数字经济是什么关系呢？

吕教授指出，“信息化不是为了替代衣食住行，而是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倍增器。”

中国之所以取得了40多年的快速发展，其关键就在于很早的拥抱了信息化。

并且我们清醒的认知到，只有继续拥抱更高阶段的数字化，才能比别的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实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

作为中国信息社会50人论坛的轮值主席，吕教授讲到了数字经济这一概念的由来。

首先，他介绍了加拿大学者、被称为数字经济之父的Don Tapscott（唐·泰普斯科特）教授在1995年所写的一本书《Digital Economy》，在这本书中，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被提及。

紧接着在1996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出版了《Being Digital》（数字化生存）一书，沿用了“数字化”的名称。

之后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概念，其商务部在2000年出版了关于信息如何决定新经济（知识经济）的一份全面报告--《浮现中的数字经济》。

中国在2016年之前都使用“信息化”的概念，直到2016年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中国政府主导起草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之后，数字化的概念才逐渐普及，习近平主席也在他的报告中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打造数字中国》。

那数字化究竟是什么呢？

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高级阶段，是后信息化阶段，这一阶段要达到的目标是开发一种新的劳动工具，这种劳动工具既不需要人的力量驱动，也不需要人来操纵，完全是智能化运作的。

例如“黑灯工厂”的概念，人完全可以从机器系统中退出，所有的操作都是机器在分析，数据和各种指令都是数字化的。

这需要一个有高度数字化流通的平台、网络和信息基础架构，那么就此可以说数字化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智能化。

数据信息本身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结构化数据，另一类是非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就是人类非常容易理解的图像、声音、视频，这些计算机很难理解；结构化数据就是计算机可以直接理解的数据。

如果要机器来操作和分析这些数据的话，我们必须翻译成机器可以理解的指令，而这就是数字化的过程。

理解数字化的本质，有助于所有的企业利用数字化实现转型。

今天，互联网的再平衡过程正在开启。如果说第一代互联网应用实现了桌面办公的话，那么第二代互联网就是由乔布斯和iPhone定义的消费娱乐和社交移动互联网的应用。

现在，互联网的3.0时代正在开启，这就是要让互联网广泛的拥抱实体经济、成为所有传统产业的劳动工具。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上指出的那样，“互联网正在从消费互联走向产业互联，走向它的下半场。”